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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县官怎么执行各工作？

《转贴》中国古代官员等级

2012-02-20 13:56:23

古代官职的情况，涉及官署名、官名、官员的职掌等方面。各朝代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大体可分为中央官职和地方官职两大类。

中央官职

秦设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组成中枢机构。丞相管行政、太尉管军事、御史大夫管监察和秘书工作。汉朝大体上沿袭秦制称为三公，下设九卿，分管各方面政务，后世又演变为三省六部制。三省为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议）、尚书省（执行），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宋代中书省职权扩大，同枢密院分掌文武大权，门下、尚书省遂废。明代内阁为最高政务机构，内阁大臣称为辅臣，首席称首辅（即宰相）。清代有军机处，王、公、尚书等为军机大臣，掌握ZF大权。

六部，是指“吏部，管官吏任免、考核、升降等事；户部，管土地户口、赋税财政等事；礼部，管典礼、科学、学校等事；兵部，管军事；刑部，管司法刑狱；工部，管工程营造、屯田水利等事”。各部长官为尚书，副职为侍郎。下设郎中，副职称员外郎，下属官员有主事等。

寺即官署。九寺即九卿之官署。汉以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谓之九寺大卿。历代略有变动，迄于清皆因之。

（1）光禄寺：掌宫廷宿卫及侍从，北齐以后掌膳食帐幕，唐以后始专司膳。

（2）太仆寺：掌舆马畜牧之事，北齐始曰太仆寺，清光绪改革官制时并入陆军部。

（3）太常寺：秦署奉常，汉改太常，掌宗庙礼仪，至北齐始有太常寺，清末废。

（4）宗正寺：明清为宗人府，掌天子宗族事。

（5）大理寺：掌刑狱案件审理，秦汉为廷尉，北齐为大理寺，历代因之，清为大理院。

（6）卫尉寺：掌门卫屯兵，北齐改为卫尉寺，隋改为军器仪仗、帐幕之类，明废，清有銮仪卫。

（7）鸿胪寺：秦曰典客，汉改大鸿胪，掌赞导相礼。鸿，声也，胪，传也，传声赞导，故曰鸿胪。至北齐曰鸿胪寺，清未废。

（8）少府寺：掌山泽之事，后又掌宫中服饰衣物、宝货珍贵之物，隋改为监，历代因之，明始废。

（9）太府寺：即大司农，掌钱谷金帛诸货币。

此外，中央还设有专门机构和官员，负责管理图书、编修历史、制定历法等工作。如司马迁、张衡曾任太史令。高启为翰林国史编修等。

地方官职

秦汉主要行政区是郡。郡的长官，秦称郡守，汉称太守。隋唐主要行政区是州，州官称刺史，属官有长史、司马等。唐代在一些军事重镇。设节度使，属官有行军司马、参谋、掌书记等。宋代州官称知州，县官称知县。明清改州为府，称知府。

此外，汉代也设州，天下分十几个州，基本上是监察区，中央派官员去刺探情况，称刺史。隋唐全国分十几个道，也称监察区，中央派官员前往巡视，称黜陟使。宋代全国分二十左右路，路中设若干司，分管各方面的事务。元代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叫行中书省，明代改称承宣布政使司，习惯上仍称为“省”。

官职的任免升降“三省六部”制出现以后，官员的升迁任免由吏部掌管。官职的任免升迁常用以下词语：（1）拜。用一定的礼仪授予某种官职或名位。（2）除。拜官授职，就是授予官职的意思。（3）擢。提升官职。（4）迁。调动官职，包括升级、降级、平级转调三种情况。（5）谪。降职贬官或调往边远地区。（6）黜。“黜”与“罢、免、夺”都是免去官职。（7）去。解除职务，其中有辞职、调离和免职三种情况。辞职和调离属于一般情况和调整官职，而免职则是削职为民。（8）乞骸骨。年老了请求辞职退休。

爵即爵位、爵号，是古代皇帝对贵戚功臣的封赐。

丞相是封建官僚机构中的最高官职，是秉承君主旨意综理全国政务的人。有时称相国，常于宰相通称，简称“相”。

太师指两种官职。其一，古代称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后多为大官加衔，表示恩宠而无实职。其二，古代又称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为“东宫三师”，都是太子的老师，太师是太子太师的简称，后来也逐渐成为虚衔。

尚书最初是掌管文书奏章的官员。隋代始设六部，唐代确定六部为吏、户、礼、兵、刑、工，各部以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

学士魏晋时是掌管典礼、编撰诸事的官职。唐以后指翰林学士，成为皇帝的秘书、顾问，参与机要，因而有“内相”之称。明清时奉旨、侍读、侍讲、编修、庶吉士等虽亦为翰林学士，但与唐宋时翰林学士的地位和职掌都不同。

上卿周代官制，天子及诸侯皆有卿，分上中下三等，最尊贵者谓“上卿”。

大将军先秦、西汉时是将军的最高称号。魏晋以后渐成虚衔而无实职。明清两代于战争时才设大将军官职，战后即废除。

参知政事又简称“参政”，是唐宋时期最高政务长官之一，与同平章事、枢密使、枢密副使合称“宰执”。

军机大臣军机处是清代辅佐皇帝的政务机构。任职者无定员，一般由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或京堂兼任，称为军机大臣。军机大臣少则三、四人，多则六、七人，被称为“枢臣”。

御史本为史官,秦以后置御史大夫,职位仅次于丞相,主管弹劾、纠察官员过失诸事。

枢密使枢密院的长官。唐时由宦官担任，宋以后改由大臣担任，枢密院是管理军国要政的最高机构之一，枢密使的权力与宰相相当，清代军机大臣往往被尊称为“枢密”。

左徒战国时楚国的官名，与后世左右拾遗相当。主要职责是规谏皇帝、举荐人才。

太尉元代以前的官职名称。是辅佐皇帝的最高武官，汉代称大司马。宋代定为最高一级武官。

上大夫先秦官名，比卿低一等。

大夫各个朝代所指的内容不尽相同，有时可指中央机关的要职。

士大夫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

太史西周、春秋时为地位很高的朝廷大臣，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兼管典籍、历法、祭祀等事。秦汉以后设太史令，其职掌范围渐小，其地位渐低。

长史秦时为丞相属官，两汉以后成为将军属官，是幕僚之长。

侍郎初为宫廷近侍。东汉以后成为尚书的属官。唐代始以侍郎为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各部长官（尚书）的副职。

侍中原为正规官职外的加官之一。因侍从皇帝左右，地位渐高，等级超过侍郎。魏晋以后，往往成为事实上的宰相。

郎中战国时为宫廷侍卫。自唐至清成为尚书、侍郎以下的高级官员，分掌各司事务。

参军“参谋军务”的简称，最初是丞相的军事参谋，晋以后地位渐低，成为诸王、将军的幕僚，隋唐以后逐渐成为地方官员。

令尹战国时楚国执掌军政大权的长官，相当于丞相。明清时指县长。

都尉职位次于将军的武官。

司马各个朝代所指官位不尽相同。战国时为掌管军政、军赋的副官。

节度使唐代总揽数州军政事务的总管，原只设在边境诸州；后内地也遍设，造成割据局面，因此世称“藩镇”。

经略使也简称“经略”。唐宋时期为边防军事长官，与都督并置。明清两代有重要军事任务时特设经略，官位高于总督。

刺使原为巡察官名，东汉以后成为州郡最高军政长官，有时称为太守。

巡抚明初指京官巡察地方。清代正式成为省极地方长官，地位略次于总督，别称“抚院”、“抚台”、“抚军”。

校尉两汉时期次于将军的官职。

教头宋代军中教练武艺的军官。

提辖宋代州郡武官的官名，主管训练军队、督捕盗贼等事务。

从事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

知府即“太守”，又称“知州”。

县令一县的行政长官，又称“知县”。

里正古代的乡官，即一里之长。

里胥管理乡里事务的公差。

都尉职位次于将军的武官。《陈涉世家》：“陈涉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鸿门宴》：“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

冏卿太仆寺卿的别称，掌管皇帝车马、牲畜之事。《五人墓碑记》“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因之”是吴默的字。

司马各个朝代所指官位不尽相同。战国时为掌管军政、军赋的副官，如《鸿门宴》：“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隋唐时是州郡太守(刺史)的属官，如《琵琶行》：“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白居易当时被贬至九江，位在州郡别驾、长史之下。

节度使唐代总揽数州军政事务的总管，原只设在边境诸州；后内地也遍设，造成割据局面，因此世称“藩镇”。《红楼梦》第四回：“雨村便疾忙修书二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

经略使也简称“经略”。唐宋时期为边防军事长官，与都督并置。如范仲淹曾任陕西经略副使。明清两代有重要军事任务时特设经略，官位高于总督。如《梅花岭记》“经略洪承畴与之有旧”，洪承畴降清后曾任七省经略，驻扎江宁。

刺史原为巡察官名，东汉以后成为州郡最高军政长官，有时称为太守。唐白居易曾任杭州、苏州刺史，柳宗元曾任柳州刺史。

教头宋代军中教练武艺的军官，《水浒传》中的林冲就是京城八十万禁军的枪棒教头。

提辖宋代州郡武官的官名，主管训练军队、督捕盗贼等事务。如《水浒传》中的鲁提辖鲁智深。

从事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赤壁之战》：“晶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

中国古代常见官职一览表

尹 史 卿 宰 尉 令 丞

卿士 太史 左史 右史 司徒 司马 司空 司寇 职方

太师 太傅 大保 少师 少傅 少保 太宰 少宰 六卿

封人 工正 相国 庶长 令尹 柱国 公主 驸马 三公

丞相 宰相 御史 太尉 九卿 太仆 廷尉 宗正 少府

将军 洗马 大夫 博士 郎中 侍郎 中郎 议郎 令史

尚书 六曹 合阁 仆射 侍中 内史 刺史 州牧 别驾

主薄 郡守 太守 长史 从事 督邮 县令 县尉 三老

亭长 列侯 主事 三省 行台 都督 录事 护军 可汗

六部 三馆 学士 总管 元帅 留守 判官 巡检 提刑

提辖 通判 孔目 押司 大人 内阁 厂卫 太监 都司

知府 亲王 总督 巡抚 监司 州判 知县 提督 总兵

参将 散官 流内 流外 贝勒

大良造 左丞相 右丞相 大司徒 大司空 御史台

大司马 郎中令 大司农 大将军 执金吾 中郎将

尚书省 尚书令 结事中 京兆尹 左冯翊 右扶风

关内侯 中书省 中书令 门下省 秘书省 枢密使

员外郎 著作郎 国子监 节度使 招讨使 都点检

观察使 按察使 衍圣公 大学土 宣政院 集贤院

军机处 翰林院 钦天监 内务府 布政使 未入流

税务司 资政院 咨议局 院 枢密院

三闾大夫 御史大夫 司隶校尉 将作大匠 谏议大夫

光禄大夫 绣衣直指 监察御史 同平章事 参知政事

翰林学土 中书舍人 都指挥使 钦差大臣 牛录额真

参赞大臣 总税务司 海军衙门

典农中郎将 北洋通商大臣 南洋通商大臣

古代秘书官制简介

主书：战国时魏国为国君保各种文字资料的人员。

御史大夫：秦朝时负责监察百官，代表帝接受百官奏事，管理国家重要图册、典籍，代朝廷起草诏命文书等。西汉时，御史大夫与丞相、太尉合称三公。丞相缺位时，往往由御史大夫递补。晋以后御史大夫不再负责文书工作。

令史：汉代郎以下负责文书工作的官职。分：兰台令史、尚书令史。隋：唐以后，令史变为三省、六部御史台低级事务员的称谓。

宰相：封建时代“宰相为君主之幕僚长。”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

谏议大夫：西汉时称秘书工作人员的谏大夫。东汉时改称谏议大夫。隋、唐时录属于门下省，职责是侍从和规谏。宋代设谏院，辽金沿置，明代废除。

黄门侍郎：西汉时在宫内内服务的郎官。东汉时黄门侍郎为专职，职责是侍从皇帝，传达诏命。南朝以后黄门侍郎负责掌管机密文件。

左右曹：汉代处理皇帝文书的官职。这种官职不是专职，而是加职。大臣能得到左右曹加官，就能处理皇帝的文书。

译官令 九译令：汉代设置的翻译官，负责翻译异国来信之语言。相当于当代的外文秘书。

符宝郎：东汉时掌管天子印玺及符节的官。

御史中丞：汉代御史大夫的下属官员，负责中央馆、图书馆，处理直达君主的一切奏章，监督在外行使巡察权的各部刺史等。汉以后御史中丞为御史的长官，与司隶校尉国为最有权威的督察官。

从事：汉代刺史的佐吏，如别驾、治中、主簿等都为从事。当时各郡国也有从事。

书佐：汉代主管文书的小吏。像功曹书佐、典郡书佐等，负责起草和缮写文书。

尚书：尚书是主管文书的意思。汉代在宫廷中主管文书的官称为尚书。

二千石曹尚书：汉代郡国守相的官傣为二千石，古习惯上称地方行政长官为二千石。那时尚书是分曹办事，分管郡国守相文书的尚书被称为二千石曹尚书。

三公曹尚书：东汉时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那时尚书是分曹办事，分管三公职掌的文书的尚书被乐为三公尚书。

尚书令：尚书的主管为尚书令。隋、唐时逐渐形成以尚书为尚书官的制度，这样尚书令就不是主管文书的官，而是中央行政监督各部门的最高首长。

丞相：秦、汉时期定的制度。以丞相为辅佐皇帝的最重政务长官，与太尉、御史大夫地位略等。汉代初期有时置左右丞相各一人。一般只置一人，不分左右。明初亦说左右丞相，不久即废，此后不再有丞相之名。

中书令：汉武帝时以宦官充任，职掌传宣诏令。曹丕即位后设中书监及中书令，监令同等，其权任相当于宰相，习惯上监在令前。隋、唐以后，中书监废止，只存中书令。

中书监：魏时曹丕即位后所设，与中书令同等权位。

中书省：魏晋以后，尚书令之权被中书监、中书令所代，开始以中书省为中央总机构。至梁、陈时，中书省内部事务官中有中书舍人五人，领主事十人，书吏二百人。

中书舍人：唐、宋时中书舍人是相当尊贵的官职。明代设中书科中书舍人，仅掌书写诰敕等事，官阶从七品。开始名为中书省直省舍人，后固中书省废而改称中书科中书舍人。中书舍人不为人重视，仅作为外观装点而已。其中有以工书得名实际担任缮写者，清仍其制，一般称中书科中书，是无是轻者之官。

秘书令：汉末曹操为魏王，初置秘书令，掌机要文书。曹丕即位后，改为中书监和中书令。

等级与管理权限:

清分九品，每品有正、从之分，共十八级

丞相(辅佐皇帝的最高政务长官)

正一品——(文)太师、太傅、太保、大学士。(武)领侍卫内大臣。

从一品——(文)少师、少傅、少保、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各总督、各部院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左都御史。(武)将军、都统、提督。

正二品——(文)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各省总督、各部院左、右侍郎。(武)副都统，总兵。

从二品——(文)各省巡抚、内阁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各省布政使。(武)副将。

正三品——(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左副都御史、通政司通政使、大理寺卿、詹事府詹事、太常寺卿、顺天府府尹、奉天府府尹、各省按察使。(武)参将。

从三品——(文)光禄寺卿、太仆寺卿、各省盐运使。(武)游击。

正四品——(文)通政司副使、大理寺少卿、詹事府少詹事、太常寺少卿、鸿胪寺卿、太仆寺少卿、各省道员。(武)都司。

从四品——(文)翰林院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内阁侍读学士、各省知府。(武)城门领

正五品——(文)左右春坊左右庶子、光禄寺少卿、钦天监监正、六科给事中、各部院郎中、各府同知、直隶州知州。(武)守备。

从五品——(文)鸿胪寺少卿、各道监察御史、翰林院侍读、各部员外郎、各省知州。(武)守御所千总。

正六品——(文)国子监司业、内阁侍读、左右春坊左右中允、各部院主事、京府通判、京县知县、各省通判。(武)门千总、营千总。

从六品——(文)左右春坊左右赞善、翰林院修撰、光禄寺署正、直隶州州同、州同。(武)部千总。

正七品——(文)翰林院编修、各部院七品笔帖式、顺天府学教授、训导，京县县丞外县县长、各府学教授。(武)把总。

从七品——(文)翰林院检讨、中书科中书、内阁中书、国子监博士、直隶州州判、州判。(武)盛京游牧副尉。

正八品——(文)太医院御医、各部院八品笔帖式、外府经历、外县县丞、州学正、县教谕。(武)外委千总。

从八品——(文)翰林院典簿、府、州、县训导。(武)委署骁骑尉。

正九品——(文)各部院九品笔帖式、县主薄。(武)外委把总。

从九品——(文)翰林院侍诏、邢部司狱、州吏目、巡检。(武)额外外委。

未入流——(文)京、外县典史、驿丞、河泊所所官(武官未入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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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是顶珠。清代官吏装在帽顶正中作为装饰的圆珠,也是官吏的品级标志。也叫顶子

帽上装饰，是装饰在巾顶之中的大珠。《金史·舆服志》下：“巾之制，以皂罗若纱为之，上结方顶，折垂于后。……贵显者于方顶，循十字缝饰以珠，其中心贯以大者，谓之顶珠。”清代的顶珠，是区别官职的重要标志。装于冠帽顶部，原料多为宝石。　一品 珊瑚　二品 起花珊瑚　三品 蓝宝石及蓝色明玻璃　四品 青金石及蓝色涅玻璃　五品 水晶及白色明玻璃　六品 砗磲及白色涅玻璃　七品 素金顶　八品 起花金顶　九品 镂花金顶　未入流 镂花金顶

古代朝廷上朝官员数量

现在很难弄清，到底哪些人必须朝参。

“大朝会”即百官朝见天子。《周礼·春官·大宗伯》载：“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这便是对“大朝会”的解释。诸侯、百官朝见天子的时辰是早晨，故称之曰“朝”。天子接见诸侯、百官的政治目的是“图天下之事”，同时询问地方的治理情况，谓之“图考绩”，类似今天对各级官员的“绩效考核”或曰“目标管理”。在周代，天子询问诸侯国内的治理情况，诸侯需作详尽汇报，故诸侯朝见天子亦称“述职”，相当于今天领导干部一年一度的“述职报告”。这“述职”一词西周时便有。《孟子》有载：“诸侯朝天子曰述职，一不朝则贬其爵，二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六师移之。”可见“大朝会”既是一种礼制，也是天子对诸侯的一种约束。

两汉时期，皇帝对丞相待之以礼。丞相觐见皇帝时，皇帝凄厉，赐丞相座。丞相生病了，皇帝还要亲自前去探视。隋唐时期的官员上朝奏事也均有座，到了宋代，官员上朝必须站着奏事。至明清，大臣奏事连站都不行了，必须跪着。明代自朱元璋起，就明文规定，“大朝仪”须“众官皆跪”。清朝的官僚上朝时跪地时间特别长，以至于大臣们都有特别的护膝。从礼仪上的变化可以看出，自宋代以后，皇帝的权威越来越高，而官僚的而地位却不断下降。

百官上朝，唐诗中也有说以"鼓声"为号令的。李贺《官街鼓》诗中说:"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呼月出。"王琦注:"《唐书》:“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止。”其制盖始于马周。旧制:京城内金吾昏晓传呼，以戒行者。周上书令金吾每街隅悬鼓，夜击以止行李，以备窃盗，时人呼曰鼓，公私便焉。”可见置于街坊的鼓，当日暮、凌晨时敲响，主要用于警戒以防盗贼，也兼有报时的作用，以启坊门。原与百官上朝无关，但百官可以据鼓声判断时辰，所以唐诗中 写到早朝的诗，多写钟声，也有钟鼓一齐写到的。

"官街鼓"凌晨 "五更二点"敲起，相当于今日的早上五时左右。古代天子讲究 "勤政"，所谓 "夙兴夜寐"，上朝理事，不敢懈怠。上朝的百官们当然更要早起，因为他们散居于长安各街坊，距上朝的宫殿还有相当远的一段路程。《明皇杂录》:"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是晓色朦胧中百官上朝的真实写照。

唐时帝王每日都要临朝视事。 《唐会要》引《仪制令》:"诸在京文武官员职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武官五品以上及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每日朝参。

预朝官员称“朝参官”、“京朝官”，皆佩牙牌。为便于上朝，他们多在城南择屋而居，“如东、西长安街，朝官居住最多”。每晨星月未散，即须赶到皇城，由东、西长安门步行入内。

为方便官员候朝“待漏”，皇城内建有多处朝房，各官在此按品级坐立。作为对近臣的优礼，“近侍衙门，端门内各有直房”。右阙门南，是锦衣卫直房；下三间为翰林直房，候朝时，大学士居北楹，众学士中楹，余者南楹。另外端门内左侧有直房五间，又名“板房”，是詹事府、左右春坊及司经局官候朝之所。

午门乃紫禁城正门，辟有三阙，中为御道，不常启，左右二阙供当直将军及宿卫执杖旗校人等出入；又左右两掖各开一门，称为左、右掖门，为百官入朝之门。午门上楼名“五凤”，设朝钟朝鼓，由钟鼓司宦官掌管。

《新唐书·百官志三》：“文官五品以上及两省供奉官、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日参，号常参官。”

《宋史·礼志十九》：“ 元丰 官制，朝参班序有日参、六参、望参、朔参，已著为令。”

唐文官五品以上及中书、门下两省供奉官、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每日参见皇帝，称常参官。宋神宗元丰改制后，门下省起居郎以上，中书省起居舍人以上，尚书省侍郎以上，御史台中丞以上，每日参见皇帝，为“常参官”，亦称“朝官”。

《唐六典·卷二》：“凡京师有常参官，谓五品以上职事官、八品已上供奉官、员外郎、监察御史、太常博士。”

唐 张籍 《酬秘书王丞见寄》诗：“今体诗中偏出格，常参官里每同班。”

宋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中：“於礼，羣臣无一日不朝者，故正衙虽不坐，常参官犹立班，俟放朝乃退。”原注：“唐有职事者谓之常参；今隶外朝不釐务者谓之常参。”

《宋史·礼志十九》：“至元丰中官制行，始诏侍从官而上，日朝垂拱，谓之常参官。”

洪武二十四年，以礼部言“朝廷之礼，贵于严肃，而近者文武官入朝，往往争趋竞进，品级紊乱，高下失伦，甚非所以明礼法、振朝纲也”，乃规定入门次第：将军先入，次近侍官员，次公侯驸马伯，次五府六部，又次应天府及在京杂职官员。不如仪者，从监察御史及仪礼司（鸿胪寺前身）纠劾。景泰二年，令“自今旗校人等待朝官进，照依资次续进，敢有搀越挤拥者，许纠仪官擒奏发落。”但入朝时还是经常发生侍卫与朝参官“争门而进”的情况，天顺元年奏定：门上“鼓三严”，即第三通鼓响，先开二门，放官军旗校先入摆列，百官赴掖门前排队，候钟鸣开门入内。

文武分两班入朝，文由左掖门，武由右掖门。入内后，先于金水桥南依品级序立，候鸣鞭，各以次过桥，诣奉天门丹墀，文为左班（东班），武为右班（西班），在御道两侧相向立候，称为“起居”。

乐起，皇帝御门，锦衣卫力士张五伞盖、四团扇，联翩自东西升立座后左右；内使二人，一执伞盖，立座上，一执“武备”，杂二扇，立座后正中。天顺后，执伞、扇力士移到金水桥南夹立，只留座上之伞及夹武备二扇；座上之伞，遇风劲时也撤去。

皇帝安座后，再鸣鞭，鸿胪寺“唱”入班，左右两班齐进御道，再排班。此时文官“北向西上”，武官“北向东上”，行一拜三叩头礼，是为“大班”。公侯、驸马、伯自成一班（勋戚班），居武官班前而稍离。

行礼毕，鸿胪寺官对御座宣念谢恩、见辞员数，这些人已于前日在寺具本报名，此时在庭下或午门外遥行五拜三叩头礼。若边方奏有捷音，“大者宣露布，小者具奏本，俱于早朝未奏事之先宣布，所以张国威而昭武功也”。然后，进入早朝最重要的环节——奏事。

鸿胪寺官唱奏事，各衙门以次进奏。俗例，各官奏事之先，“皆预咳一声，文武班中，不约而同，声震如雷，俗私谓之‘打扫’。”然后“从班末行至御前跪奏，毕即复位”。奏事不用口语，而是大声朗读本章，如史云“吕震聪明绝人，每朝兼奏三部尚书事，诵牍如流。”

通政司、鸿胪寺官除了引奏，有时还代读奏疏，为达到“美观瞻”的目的，在该衙门任职者当“美姿容”、“大音声”，以故北人独多。

奏对之际，班列中有礼节失当者，御史、序班即予举劾。嘉靖元年题准，纠仪先御史，御史不纠，方许鸿胪寺序班纠。若无失仪，御史、序班一躬而退，鸿胪寺官唱奏事毕，鸣鞭驾兴，待圣驾退后，百官亦退，各回衙门莅事。

明初，一切政事皆理于公朝，为“不废务”，即便恶劣天气，也很少免朝。洪武三年，“敕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许服雨衣”。就连“各庙忌辰”，也照常朝参，只是改服浅淡色衣服，不鸣钟鼓。如遇大丧，皇帝则“视事于西角门”。

举行重大礼仪活动时，早朝例免奏事；若须遣官行礼，事毕官员仍得赶回来朝参。如春秋二丁日释奠先师，因为孔庙去朝远，祭又当在夜分，礼毕趋朝，稍缓即误。各衙门陪祀官为赶着上朝，往往不待子时便匆忙行礼，以至“不能致诚尽敬”。弘治时，奏准是日免朝，著为令。但后来官员遣祭，次晨上朝如故。此见早朝礼体之重！

后妃、亲郡王薨逝，例行“辍朝仪”，从一日到三日不等。起先，文武一品丧，辍朝一日，其后从省，惟于“岁终类辍朝”一日。

对于年老大臣，作为一种优礼，特免其常朝侍班，惟朝朔、望；而对有罪者，则“绝朝请”以示惩处，如欲恢复朝参，须经奏请。

早朝还留下一些旧例，如令节赐食，圣诞、千秋节吃寿面，立春吃春饼，元宵圆子，四月初八“不落夹”，端午粽子，重阳糕，腊八面等，俱光禄寺先期上闻，至日早朝后覆奏，朝罢赐宴。但并非所有官员都得与宴，官卑禄薄者往往免宴，改折“节钞”。 又如每年三月谕百官穿罗，五月颁扇，十一月传戴“暖耳”，都是行之久远的早朝“故事”。

见君之时，禁例极严，百官须各照品级，第加敬逊，不许搀先越次，且有“私揖之禁”。遇有圣谕教诫，须专心拱听，不许放肆，驰心外想。午门之内，不许吐唾。近侍御前有病咳嗽者，即许退班。奏对时务必从实，不许妄对。小大官员如上丹墀，身常朝北，不得向南或左右环转，勿得径行中道并王道，如有旨令行，许侧边随行。为了警谕百官，从皇城门、承天门到午门，一路都有训诫红牌。皇城门前牌书：“大小官员面欺者斩。” 午门牌书：“官员人等说谎者斩”。

以上是明代早朝的大致情况。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早朝迭有停格，但每当新朝更始之际，它总会重新振作，始终摇而不坠、辍而不废。

朱元璋建立之初，许多制度都直接承袭自元朝，如中书省、御史台等，但朝会制度却不徇元制。元代朝会极其简略，“每日则宰执入延春阁及别殿奏事而已”。至末年尚有臣子进言：“今国家有天下百年，典章文物，悉宜粲然光于前代……惟朝仪之典，不讲而行”，建议“参酌古今之宜，或三日二日一常朝”。因此有学者认为元朝没有朝会，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御前奏闻”，是一种特殊的视朝，但范围极小，时间地点都不固定。元代的御前会议，“得奏事者”只有中书省、御史台、宣政院、枢密院等“二三大臣”以及怯薛近侍“数人而已”。无疑，这样的“朝会”很不利于扩大皇帝的信息来源，而朱元璋对元主失鹿的一个最重要经验总结，就是权臣蒙蔽、威柄下移，他自然将其视政而予以彻底改造。应该说，明代朝会制度设计的初衷，是直接受到元代朝会接见面过窄的反面启示的。

元朝朝会的特点，与其游牧民族“行国”、“行殿”的立国传统密切相关。朱元璋虽反而行之，但他一手创立的朝会，与汉、唐等汉族王朝的朝会相比，仍有极大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首先，早朝独重，朝会缺乏合理的功能划分。周天子有几朝，历来说法不一，大体有“三朝”、“四朝”二说，盖因理解不同之故。但根据不同需要——礼仪、政事、发令、商榷——分别在不同殿廷上朝，则为历朝通例。明初，朝会原是有功能分布的：礼仪性的大朝会及朔、望朝在正殿，早朝在正门，晚朝在便殿门。但在发展中，形成早朝独重的局面，这主要是晚朝长期停废造成的。

早朝和晚朝合称常朝，除了必要的礼仪，以处理政事为主。但晚朝初无定制，以致不少人误以为国初“一日三朝”，丘浚就说：“（早朝后，）至午复出朝，晩亦如之，此每日常朝之制也”。 其实晚朝与午朝实为一事，称谓不同而已。朱元璋时，晚朝或于奉天门，或于右顺门；永乐时在右顺门，宣德后在左顺门。早朝与晚朝的政事安排是这样的：“百司皆於早朝奏事，非警急事当奏者不须赴晚朝，听在司理职务，惟通政司达四方奏牍，早晚须朝。”也就是说，晚朝以奏“警急事”为主，不需要百司都来赴朝；早、晚必朝的，只是掌管章奏进呈的通政司官。永乐四年，以“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间不得尽所言，午后事简……可从容陈论”，命“自今凡有事当商略者，皆於晚朝来，庶得尽委曲。”晚朝仅奏重事，参加者有限，礼仪也较轻简，君臣可从容展论，因此，它是早朝的重要补充。但晚朝（景泰间定仪注后，乃定称午朝）自英宗即位后长期停废，景泰及弘治初曾试图复兴，但都维持不久。所以君主听政之所，实只有正门早朝，早朝乃等于常朝。这是明代朝会与前朝最大的不同。

其次，明代“大小公私之事并令公朝陈奏”，早朝所理之事异常繁碎。《明会典》载洪武二十八年所定各府部衙门“合奏启事目”，达184款，除了选举、盘粮、建言、决囚、开设衙门等大事，以及灾异、雨泽、囚数等类奏事项，还有许多像“收买牛支农具”、“追赃不足家属”之类的杂事。凡涉及“军中机密事情及守卫门禁关防等事”，许官旗军人“径奏”；民间词讼，也往往“实封闻奏”。有司所守之事，亦须一一面请，就连守卫皇城官军搜检出被盗内府财物，也要引到朝门，由皇帝亲自发落。可谓“烦渎”至极。像明代皇帝这样，亲坐朝门，一切庶政，不分轻重大小，样样过目亲理，这是前所未有的。而事岂能持久？但太祖定制又不准变，这实际上已埋下了后世朝会走向虚应故事，“名”存而“实”亡的隐机。特别是宣德以后，早朝决政方面的内容不断萎缩，上朝不过趋拜行礼，其性质便与大朝、朔望朝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再次，因为凡事都要请旨，旨不发，则政不行，因此皇帝必须日日上朝。皇帝“日理万机”，与天天坐朝，其实是不同的。以前朝为例，西汉中期以前的情况不详，自汉宣帝始实行五日一朝的常朝制度。制度虽如此，但常朝之外，皇帝也于便殿办理公务，接见大臣。一直到三国时期，“五日视朝之仪”仍被视作旧制。唐代，除了大朝、朔望朝外，还有“常参”，就是每日朝参。常参制度后为宋代所继承。

因此，明代的朝会，主要借鉴了唐宋制度。但每日的朝参又非常不同，如唐制，除文官五品以上及两省供奉官、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日参”（每日入朝），号“常参官”，其他官员由“九参”（一月朝九次）、“六参”（朝六次）降及“四时参”（一年仅四朝），而“文武官职事九品以上及二王后，则朝朔、望而已。”这显示了前代朝参的一个基本特点，即官员由其地位不同，朝参日数递减，并非不加区别，一体见君。即便汉代，“朝臣”与“非朝臣”之间也是有清晰界定的，在上奏文书等方面均有体现。但明代，常朝是大多数京官的义务，从宰辅到九品小吏乃至不入流杂职，每日接踵趋朝，骈首门下，了无亲疏轻重之别；就连在京“仓场卫分”小官，也“日逐随朝”。

现在很难弄清，到底哪些人必须朝参。洪武初年给赐朝臣公服、朝服，受赐者达2813人。照理这些人都当朝参。宣德六年一次早朝，文武官不至者五百余人。成化二十三年一次失朝官员竟达1118人。这些人都是当注门籍，每日赴朝的，可见上朝官员相当庞杂。

为什么早朝到明代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朝会的性质是由高度集中的专制统治决定的，其设施也为适应其运转需要而服务。欲求明代朝会变化的原因，仍要从朱元璋利用朝会以尊“主权”，强化“主尊臣卑”关系上找原因。

从历史上来说，朝会制度与宰相制度密不可分。朱元璋忌相，一人独揽大权，是造成早朝之变的首要原因。前代，宰相在朝会中扮演重要角色。唐制，“宰相帅常参官”。宋制，正衙常参，“宰相一人押班”。明初，宰相声势赫奕，也见于朝参之时，高启《侯早朝》诗云：“驺吏忽传丞相至，火城如昼晓寒销。”这与后来阁臣入朝“仅二灯前引”形成极大反差。有宰相辅佐，中外之事，先经甄别权衡，小事自决，大者奏请，故早朝事不繁累。汉代，丞相府或司徒府甚至有“百官朝会殿”，虽如《汉书·黄霸传》颜师古注云：“（朝会殿）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严，通呼为殿，不必宫中也。”但以臣下而用“殿”字，无疑是极为僭越的。

相权过大正是朱元璋不能容忍的，因此也就造成中国政治史上一次大变革：废除宰相。但废相后，政事散于六部，无人总其纲，凡事必面君请旨而后行，于是事无大小便如潮水一般涌到朝会上来了。朱元璋最担心的就是臣下蒙蔽，如今他朝堂高坐，事事过目，皆至御前，似乎只有这样，就能做到无“欺弊”了。

洪武时，除了朝参官员，凡奉召来的耆老、人才、学官、儒者等，皆令“随朝观政”，将官子弟年纪稍长也令“随班朝参，以观礼仪”。当时“四方来者云拥而林布”，早朝的场面极为壮观。朱元璋坐在门上，亲“试文辞，询问经史及民间政事得失”，往往一语相得，即予优擢，用人“面选者多”。官员犯法，也常“面责而处之”。

朱元璋还将朝会作为宣化的场所，“每日早朝晚朝，说了无限的劝诫言语。”“于大班中，竭气语谕之再三”，必欲臣民“立志成人”。更将那些“裸形絷手、其状丑恶”的罪囚引于公朝，“使凶顽知警”，起到诫示的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朱元璋的早朝，正如明初的其他制度一样，深深镌刻了他的个人印记，是完全按照他独特的个性及行为方式创造的；正因为这个制度具有太过强烈的个性，从而具有了某种不可替代性，当它作为祖制被继承下来时，虽外存其“形”，内实乏其“神”，蜕变是不可避免的。通观早朝的变化史，很像剥笋一样，累加在早朝上的功能逐渐剥离，最后只剩下一副没有灵魂的躯壳。

朱元璋创设的朝会，即便在他生前，已不能维持如初，如每日朝罢后百官赐食（非令节赐食），即以“职事众多，供亿为难”，不得不于洪武二十八年停止。朱元璋晚年上朝也颇为随便，随驾所在，甚至于右顺门、西宫举行早朝，过去的盛大场景不复再见。

总体来说，早朝有三次大变：一，洪武十三年废相，原有政体解纽，早朝的性质及功用也因之而变；二，宣德十年，英宗冲年即位，规定早朝奏事必须预进事目，并限制每朝奏数，早朝政治功能大为弱化。三，隆庆六年，同样是幼君（神宗）继位，改为每月逢三、六、九日上朝，从此早朝一月只举行九次，不可再称“日朝”了。另外，明后期长期停朝，也使朝仪不能如旧。如于慎行说：“自甲午（嘉靖十三年）以后，凡三十余年不视常朝，即岁时肄礼，惟讲会同之仪，而日朝之典，遂至无一人记忆。穆考登极，始复常朝，鸿胪搜求故实，多所散失，不知于世庙初年合否？”

其实，除了具体的形式，早朝最根本的变化是它逐渐失去行政功能。宣德以前，“百司皆于早朝奏事”，奏事是早朝最重要的内容。那时，人主亲裁万机，在早朝上发挥着主动作用。但这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国有长君”。宣德十年正月，宣宗崩逝，接位的英宗还是个九龄稚童，完全不具有当朝处断政事的能力，甚至朝堂久坐都成问题，制度的缺陷顿时暴露出来。为此辅政大臣提出折衷方案：规定每一早朝，止许言八事；所奏事目，通政司先一日进呈“面帖”，由内阁预先处分，皇帝只须照答即可。如“内系吏部者，圣旨：‘吏部知道。’户、礼、兵、刑、工等部俱如之。该都察院者，圣旨：‘都察院知道。’其云本司奏者，圣旨：‘该衙门知道。’”以后就这么沿袭下来。成化二十一年，又诏盛暑、祁寒日，奏事毋得过五件。经过如此删省，“公朝决政”的早朝遭到釜底抽薪似的打击，它被架空了。

清朝没有一早就聚集官员站班议事的制度，而是由内阁向皇帝汇报政务。总的说来，不过是让皇帝知道一下而已，大权实际上都操在内阁大臣手中。当时未成年的顺治、康熙，早起还要上学，因此召见或者觐见，都安排在皇帝放学之后、午饭之前。如果有重大政务，则随时召见，地点并不固定，一般选择就近召见。康熙成年之后，沿袭明制进行“御门听政”，冬春季早上六点，夏秋季早上五点，先在乾清门，后来改在太和门听取官员汇报。这倒是有点儿像是早朝。像康熙年间著名的抗击沙俄的雅克萨之战、平三藩等重大决策，其实都是在“御门听政”中决策的。康熙、乾隆之后的帝王逐渐疏懒，到咸丰年间，“御门听政”完全废止了。